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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第一诤臣,死后获皇家待遇,却又被“推倒碑石”“磨灭碑文”

2018-09-15

  

中国历史上的诤臣数不胜数,最为我们所熟知的莫过于魏征了。

以人为镜可知得失。贞观十七年(643年)正月,那位“耻君不如尧舜”的魏徵因病去世。与他对贞观之治的特殊贡献相适应,魏徵墓在整个昭陵一 百六十七座陪葬墓中的位置非常显赫,绝大多数文武大臣的陪葬墓都位于陵山南麓的平地上,唯独魏徵的墓地位于九峻山的山梁上,与嫔妃、公主等一一样享受着所谓“近茔”的优遇,可谓享受了一把皇家待遇。

对于魏微之死,唐太宗悲痛万分, 他说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 可以明得失。联常保此三镜,以防已过。今魏徵殂逝,遂亡一镜矣!”失去了独微这面最宝贵的镜子,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太宗的过失呢?随着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,“ 贞观之治”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黯淡下来。

君恩难常,伴君如伴虎,就在魏徵死后不久,太宗就怀疑他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有关,更重要的是有人告发魏征私自把他与太宗的谏言对话交给了史官,犯了太宗的大忌。在魏徵的病榻之前,他曾经亲口答应把女儿许配给魏徵之子,后来竟然悔婚了,他甚至还令人推倒了魏徵墓前那座由自己亲笔书丹的石碑!这种悲剧,长眠于九泉之下的魏徵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吧。

封建帝王的自我尊大恐怕是与生俱来的,隋场帝就曾经跟人说:“人们都以为我只是靠祖宗的荫庇继承皇位的幸运儿, 其实他们错了!我无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,都能靠自己的才干当上皇帝。所以,我倒是觉得生于天子之家才是我的不幸呢!”这种狂妄之语出自隋场帝之口,倒也不足为奇,但类似的想法,连一生英武的唐太宗也难以 幸免 。

俗话说“旁观者清”,随侍太宗身边的魏徵对此自然洞若观火,也焦急万分。贞观十一年(637年), 他就曾连续上了四道《论时政疏》,提醒太宗慎终如始,切不可居安忘危。另一位大臣马周更直截了当地说:“但愿如贞观之初,则天下幸甚。”然而,在魏微死后,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就少多了。

立储之困与太宗晚年政局。

在唐太宗晚年,最困扰他的是接班人的问题。长孙皇后为太宗生了三个儿子: 长子李承乾,虽有轻微的足疾,但已位居皇太子多年。第四子魏王李泰,好文学,深得太宗的宠爱,他还组织文人学士编写了唐代的第一部地理总志一《括地志》, 直到今天,此书仍是我们研究唐初地理的重要资料。第九子晋王李治,生性软弱,太宗不是很中意他。

受到父亲恩宠的李泰开始积极活动,希望能取代太子的地位。感受到威胁的承乾则力图自保。此时,朝中的文武大臣与勋贵子弟各有附托,结为朋党,这使太宗非常忧虑,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他的心头。历史会不会重演?

就在魏徵去世三个月之后,承乾被人告发谋反,被太宗废掉太子之位, 宰相侯君集等也因此被杀。至此,太宗只能在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之间选择一人继立为皇太子。 那么,究竟选哪一个呢?由于当朝宰相同时也是长孙皇后哥哥的长孙无忌的坚持,最终唐太宗选择了晋王李治。

太宗选择李治为太子,可能有几个原因:第一,李泰与承乾争位已久,如果李泰做了皇帝,承乾的性命一定难保,甚至晋王李治也可能没命。晋王则素来仁弱,如果他即位,则两位哥哥都可能保全。第二,如果立了魏王李泰,会给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坏的榜样,即藩王可通过阴谋夺取皇位。第三,长孙无忌是关陇军事贵族的代表,而李泰的背后则是一些出身普通地主阶层的文人大臣如刘泊、岑文本、崔仁师等人,如果立了李泰,他们必然会与长孙无已忌等关陇集团发生冲突,这是唐太宗所不愿看到的。

太子的废立问题,让唐太宗身心俱疲。将一个他并不十分满意的晋王立为皇太子,他的心情可想而知。英雄暮年,着实令人有些伤感。在李治被立为皇太子之后,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权力就更大了,与魏徵时常犯颜直谏不同,长孙无忌对太宗一味阿谀奉承,曲意逢迎,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太宗的骄傲情绪,也使得贞观之初那种群臣争相进谏、太宗虚心采纳的政治风气荡然无存。

与此同时,由于唐太宗认为李治懦弱无能,便决心在自己有生之年解决边疆问题。于是,在贞观末年,对外战争就频繁起来:贞观十八年(644年) 平灭焉耆;十九年(645 年),出征高丽;二十年(646年), 灭薛延陀;二十一到二十二年(647- 648年),在东北,唐军又两度泛海进攻高丽;在西北,击败龟兹,并移置安西都护府于此;在西南,又发十三州兵攻打“松外诸蛮。这些战争加重了百姓兵役和徭役的负担,开始引起百姓的不满。

更严重的是,唐太宗亲征高丽最后以失败告终,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隋炀帝的命运。然而,唐太宗毕竟不是隋炀帝,他会及时改弦更张,直面自己的错误。据史料记载,当时朝中许多人都反对太宗亲征辽东,但没有人能够说服太宗,等到他失败而归时,他才无限感慨地说:“ 要是魂微还活着,等到他失败而归时高丽的,我也就不会落得这样的失败。”于是,魏征的墓碑被重新竖立起来,而魏徵之子与公主的婚事也重新提上议事日程。

在魏徵去世六年之后的贞观二十三年(649年) 五月,唐大宗在翠微官驾崩,时年五十二岁。一个伟大的时代,就在这样落寞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。

尽管有这样一个不那么辉煌的尾巴,贞观时代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动心的年代。开元时期的史学家吴兢就称赞说:“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,自旷古而来,未有如此之盛者。虽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殷汤、周之文武、汉之文景,皆所不逮也。”

这个评价,几乎高到无以复加。唐太宗是否承受得起如此的赞美,我们在此不子置评,但比肩尧舜,则的确是唐太宗最高的人生理想,也是魏徵的殷殷期望。

“贞观之风,至今歌咏。”的确,贞观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,在君臣关系,君民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树立了极高的标杆,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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